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那么，法律关系的交叉与法律事实的交叉之间是否存在差别以及存在何种差别呢？笔者认为，法律事实交叉的内容是明确的：刑事法意义上的法律事实就是指刑事犯罪，而民事法意义上的法律事实则是指民事法律行为，这里的民事法律行为既可能是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可能是具有瑕疵因而存在民事纠纷甚至具有不法性质的民事法律行为。反之，如果民事法律关系成立，则排斥犯罪的构成。

例如，日本学者西田典之教授在论及举动诈骗时曾经举例指出：起初便没有付款的意思也没有付款的能力，却在饮食店点菜吃饭，行为人的这种行为看上去似乎构成不作为的诈骗，但在通常情况下，点菜便意味着具有吃后付款的意思，因而可以理解为是由装作有付款的意思而点菜这一作为所付款的诈骗。这里的钓鱼，是一种形象的描述，将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比喻为一种诱饵，目的是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由此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经济诈骗犯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欺骗行为，区别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可以说，牵连关系的刑民交叉案件采取刑民并行的审理规则，这是对刑民交叉案件通常所采取的先刑后民审理规则的一种突破，由此可见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并非在所有情形下都必须采用先刑后民的审理规则。在先刑后民情形下，还应注意解决因刑事案件久拖不决，民商事纠纷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的问题。

根据《民法典》第153条规定，只有在犯罪行为并不导致民事法律关系无效，该犯罪行为与民事法律关系才能并存，因而也才有刑民孰先孰后的选择问题。如前所述，我国刑法中的刑事欺诈主要是金融欺诈犯罪。有不少散落在各地的牢房里。

你要是生在三色犬家族里，不让你吃肉你就难受，你要是生在草鱼群里，成天吃小球藻就是自然而然之事。图什么？我说，苦行为精神的力量作证。三我们来到内蒙古，种地、牧马，跟农牧民摔跤、喝酒。我们这代人曾发展出苦行主义的小小萌芽——中国乐感文化的异数。

而且，那个时代的现实一直头戴理想主义之名，于是，我们这一代则毋宁说是反愚忠的、反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但文化DGM是我们这一代的少年时期，只要说到这一代，怎么也绕不过去。

有一种说法，叫做老三届、新三级——文化DGM时的中学生，恢复高考后的77、78、79级大学生和研究生。这永远的白昼划然隔离开另一边永远的黑夜，不愿归在狄奥尼索斯名下的腐尸、流血、呻吟。你知道国王长着驴耳朵，你忍不住要告诉别人国王长着驴耳朵。 谁是我们这一代？社会学家有他客观的尺度，我呢，只是从一己的视角来看。

那时还没有国宾馆，没有七号院，是一大片荒荒的水面，被密密的苇丛以及苇丛中的蜿蜒小路隔开。没有电子游戏，没有卡通片，也没有奥数班、钢琴课。周、朱、毛都在这一年弃世。真理、自由、品格，不像我们年轻时想象得那样单纯、那样简单，它们要通过不断融入现实才能实现。

我们读托尔斯泰，读黑格尔，在田头土坑的阴影里，在灶台边的油灯下。我们曾经追求政治自由，如今，一些人已经身居国家机器的顶端。

北京是个殖民城市，最新一波的殖民者住在机关大院里，部委大院、军队大院、高校大院。我们轻工业学院在路北，钓鱼台在路南。

尼采说，人生充满苦难，更苦的是这些苦难没有意义，苦行者以自己的意志求苦难，从而赋予生活以意义。天空永远碧蓝，红旗永远鲜艳，歌声永远嘹亮。家属宿舍建在办公区边上，溜溜达达上班，不用堵车。但那是修成正果者的苦难，苦难因为它的成就而获得意义。夜已深，将要四散的同学们东一处西一处坐着站着，谁拉起了手风琴，惆怅的音调唱起：有人说，你就要离开故乡，想一想，红河谷你的故乡，想一想留给我的悲伤。然而就在那时，我开始从兄长们那里听到，彭大将军为民请命，结果天庭震怒，听到成千上万黎民饿死在几年前，而那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自然灾害。

我们曾经以清贫艰苦为荣，如今，一些人身家亿万。我们这些红旗下的蛋，开始切身记得清楚的，是三年自然灾害。

因为苦难给予生活以深度。十年的社会生活，是失去的十年，抑或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这一代大龄学生面前，敞开了新的地平线，没有多少人在前面挡路，毕业后五年十年，成了大企业家、各级领导、名作家名导名教授，留洋科学家，或著名边缘人。

一切思想感情都是从接受事实开始的。比较起习题备考然后朝九晚五，那是浪漫吧。

我们骨子里有至为严肃的东西，却也有点儿不恭，有点儿管他娘，我们究竟是什么人，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哪一种元素驾驭了另一种元素。回忆文章中几乎篇篇会提到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学俄语，学英语，学高等数学。没有比较就没有苦乐，我们不知道成百万成百万的农村人正在饿死并因此不知道自己其实是些幸运儿，我们倒是听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因此产生出体积不等的自豪感和幸福感。

到了七十年代中，年轻人聚在一起，不抨击时政，不骂骂江Qing和她的同伙，会显得太幼稚浅陋，尽管专制的残酷毫无松动。父母挨斗被抓，我们十四五岁就开始当家做主，就乘坐伟大领袖提供的免费火车遍走新疆云南广东。

跟上海比，北京土多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个时代如此不正常，很难把它认做长久的现实，先知先觉者早就开始为根本变革卧薪尝胆。

这种说法，大概既有点客观也有点个人，我的朋友、熟人差不多都在这批人里。没谁有自己的住宅，都住宿舍，单身的住集体宿舍，拖家带口的住家属宿舍，大床小床桌子椅子借自单位，暗角贴着单位的标记纸条。

我们小时候，丢一支铅笔都会遭到责备，现在，中国马上就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度。中国这座大座钟的钟摆在一个方向上摆到了尽头，开始摆向另一个方向。进入 陈嘉映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五零后 。现在的青年，每一步都须权衡选择，所要担心的反倒是在一步步最优选择中失去了自己。

正宗的浪漫是带上一束红玫瑰，电梯乘到江滨大厦的顶层旋转餐厅，在亮晶晶的玻璃杯里，为你新结识的女友斟上法国葡萄酒。偶然相遇，发现我们偷偷读的书竟是同样的。

当然，有点儿困苦是另类浪漫的条件。国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了一种叫做小球藻的东西，据说营养丰富，可以代肉。

后生听了这些，脱口而出：浪漫。这是理想主义吗？对现实的批判是明确的，所附丽的理想则多种多样。